vzy 这其中，法治国家是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为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仅仅从法治国家这一目标分析，法治国家建设就包括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重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绝非是一种空泛的现代化，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等各主要领域的全面现代化，只有各领域的全面现代化，才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整体全貌。上述十个方面内容构成了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任何立法活动都是立法者们利益妥协与博弈的结果，任何社会群体皆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法律不太可能一刀切地分配利益与资源蛋糕。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宪法上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在谈到法律的作用时引用了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言：罗马帝国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灭亡而消亡，宗教随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法律规范是法律构成的基本要素，它既包括规则，也包括原则规范。（二）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科学命题，蕴含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法治轨道理论，揭示了法治与现代化、法治轨道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正确认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有学者深有所感地说：但是西方的基本文化内涵并不限于这两项（指民主与科学），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
近代以来，中国法律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传统中华法系渐行渐远的过程。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法系的价值。它的惊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不限于国内，也影响着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风气乃至生活习惯都带有中华法系的烙印，形成了一个以儒家学说为主导、以三纲为基本内容的法文化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失败，这使更多的国人意识到，在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的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法律文明要素。
被改良主义思想家推崇备至的西方法律文化，也并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我们要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走出自主创新的法治之路，使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与说服力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张晋藩：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 进入 张晋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然而，伴随着主权国家的兴起，罗马法复兴运动和法律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学派中，认为法是人类理性建构起来的，因此应当是普遍性的、一般性的、永恒不变的。激活中国古典立法传统、西方现代法律传统和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立足法律多元主义视角，超越18世纪旧法治的窠臼，在多元一体的政党法治国架构下重构中华法系，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中国法治模式下实现有机贯通，以真正理解、诠释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治与治理问题，并为人类法治建设提供中国法治方案。事实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党规党法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就是秉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法治观。
而真正的法治概念乃是多元主义的法治观。其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基本原则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礼法传统的有益要素。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体系建设，又开始全面重新借鉴国家法一元论的西方法治传统，强调国家立法的主导性、法律规则内在逻辑性、法律专业集团的自主性和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法治更应该被作为一个动词。
法治也因此被构想成为一个自动运行的法律机器，法律一经制定，只要避免干预，就会自动运行，可以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锋队政党，负有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责任。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始终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授权立法的模式，制定了大量的行政规章，以至于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行政规章的数量大大超过国家立法的数量。要真正从理论上概括和提升中国法治实践，不仅要总结中国本土法治经验，更要具有全球视野，恰恰是在全球法治发展道路和法治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才能真正提出形成一套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已经走向了政党主导的新法治，我们正在立足中国大地，建设一种政党主导的新型法治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国家为见义勇为设置多高的奖励，都没有人愿意去见义勇为。强调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法律专业化运作的统一。[2]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法律社会学，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都秉持这种观念，甚至连新自然法学说也不再强调法的永恒不变性，承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即法的地方性。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法治方面首先废除了国民党的旧法统，即《六法全书》。
由此可见，我们要理解法治，需要坚持法律多元主义的视角，而不能陷入西方实证主义法学派法治观的窠臼，将法治仅仅局限于国家正式制定的、具有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特征的国家法，局限于国家法一元主义。一方面强调具有正当权利的含义，另一方面强调作为具有强制力的规则和标准。
如果以多元主义法治和一元主义法治的分野去理解中国法治，会发现中国法治道路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钟摆现象。强调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强调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并将党的领导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坚持人民群众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中的积极参与，则是对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的发扬光大。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上出发，发展出一套包含政治信念、路线、方针、政策、纪律、规章、法令、习惯等多元主义的法律规范。其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核心领导的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
2011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行政机关不仅仅是一个执行机构，更变成了立法机关，拥有实质上的决策权、立法权，行政法治国由此成为20世纪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普遍采取的法治模式。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政策来确立法治发展的目标、方向，建构法治运行的国家机器，并为法治的实施提供制度、人才、知识等方面的保障，从而建构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国家法一元主义的法治观在中国开始形成。
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2）。春秋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强调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实际上是强调法律政令之间的并列关系。
然而，这种过度强调国家法一元论法治观也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在中文语境中， 律指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律法，早期是律、令、格、式等形式并行，明清以后慢慢转变为律例体系。
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理论表述与中国法治实践之间形成错位。4.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重返多元主义法治观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法治道路迎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从此，国家法、立法乃至法律移植在法治理论和实践中占据了核心的主导地位。1.清末法律改革：一元主义法治观的开端中国古代的漫长历史中，法一直是多元主义的含义，既有以律法为核心的刑罚体系，也有以礼法为核心的礼教体系，同时，宗族法、习惯法、乡规民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规则治理的作用，是礼法合一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前者从广义上指所有指导人类共同生活、为人的行为提供遵从的依据，从而提供稳定行为预期的形形色色的法则。用美国法学家富勒的话来说，法治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治理的事业。
其二，普通法系国家法院主导的司法法治国，即由法官造法的判例法起主导作用，法院甚至行使司法审查的英美模式。正是在这种国家法一元主义法治观的推动下，中国法治建设蓬勃发展，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尤其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标志，法治建设着力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法中心主义所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在新中国以来开辟的多元主义法治观的基础上，全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2.法治：普适的还是地方性的国家法一元主义的法治观尽管有中国古典法家的思想渊源，但实际上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其中有相当强的启蒙主义的要素。
这种法治理论以及由此构成的西方法治模式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以后，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把党的领导直接写进宪法第一条的正式条文里，以国家根本法的方式理顺二者的关系。
